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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台说史·丁玲为什么不控诉?
发布时间:2019-10-08        

  革命给过她苦难,也给过她辉煌,最重要的是,革命让“作家丁玲”成为“革命作家丁玲”,她怎么可能控诉革命呢?

  引言:今天是丁玲逝世30周年。丁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女作家,一生充满了传奇与坎坷。时至今日,依旧有很多人对丁玲晚年的态度感到大惑不解,饱受摧残的她为何在文革结束被平反之后选择了缄默而非控诉?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。

  1981年9月出访美国时,丁玲与一些海外人士有过一次“不愉快”,丁玲后来写在《养鸡与养狗》一文中。这些海外人士以为,一个在国内失去了20多年写作自由和近10年人身自由的著名女作家,一定会发出强烈的控诉声音。然而,控诉没有出现。

  那是一次聚会,在坐的大半是华裔,丁玲一出现就成为中心。话题落到了丁玲在北大荒喂鸡上,一位太太替她打抱不平:“真有这事吗?太岂有此理了!”丁玲却平静地回答道:“养鸡也很有趣味,在生产队为国家包养几百只鸡也很有意思,孩子、病人、太太们每天都需要有高蛋白的鸡蛋嘛!”

  这样的回答显然与问者的期待相差甚远,以致有人当场质问,“一个作家,不写文章,却被罚去养鸡,还认为养鸡很有趣味,我真难理解,倒要请教丁女士,这意思不知从何而来?”接着有人建议丁玲把“一生遭遇,化为文章,实是可以教化一代人士;若能在美国出版,一定是非常畅销。”

  丁玲断然拒绝了把个人苦难变成畅销书的提议,而且不喜欢这种气氛因而借故离开,她躲进另一房间,两位太太正在那里谈养狗。丁玲描述了整日与狗相伴的阔夫人空虚寂寞的生活。丁玲对自己在社会主义国家被罚养鸡很淡然,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阔夫人的养狗生活却看不惯,以致怀疑自己在《天方夜谭》、《搜神记》或《聊斋》里。

  邀请丁玲访美的聂华苓从另一个角度记述了“丁玲不控诉”。听丁玲、陈明夫妇轻松地聊起反右、文革时的故事,聂华苓的美国丈夫Paul大惑不解:“我不懂。受了罪,挨了打,坐了牢,没有一句怨言,还笑得那么开心,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。中国人,中国人,我永远也不了解。”

  丁玲对于她的受难史确实谈的不多。在北大荒的某段日子,丁玲掏粪水、铲苞米、秋天双脚裂口子疼得不敢下地,却只是在日记中简略记述,怎么看手机电脑是否同时登陆QQ在后来的文章和讲话中只字不提。她写过《“牛棚”小品》,但后来表示“我自己今后的道路不是《牛棚小品》,我只是偶一为之。”

  李向东、王增如版的《丁玲传》中也提到,丁玲不为人理解甚至不被认可的就是,她遭受了那么大的冤屈,怎么不悲戚,不控诉,不怨恨?他们给出的答案的是,丁玲认为,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相比,个人总是渺小的,作家应该抛弃个人的痛苦哀怨,用作品激发民众的热情,一起投入四化建设。

  早在1975年11月,她就在致蒋祖林的信中说过:“一个大的运动,一个大革命的进程中,总会有某些人吃了一点苦头,某些人沾了一点便宜”,“把这些作为革命,特别是革命前进中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去看,就没有什么愤愤不平,就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了。”

  丁玲不光自己不愿控诉,也不太愿意看别人控诉,比如她对伤痕文学就颇有微词。1982年7月回答《延河》记者提问时,丁玲又说:“不能只看到个人有伤,难道党没有伤?国家没有伤?住房破了、漏了,你不去补漏,还要去戳,不是漏洞更大了么?”

  丁玲为什么不控诉,她自己和《丁玲传》的作者都将原因归结为性格因素,即乐观、孤傲、大气倔强、不服输。比如,《丁玲传》说,反斗争之后,一大批文化名人下放到艰苦边远地方劳动改造,但是以乐观昂扬格调描述改造经历的,只有丁玲和她的《风雪人间》。

  她说:我们“不是那种一打就倒,一打就跑,吃安眠药、上吊的人。这就与灰色的人生观划清了界限。”

  但我认为,性格不足以解释这个革命史上的“丁玲现象”。比如为什么丁玲以“”身份被打倒,平反复出却成了“大”?毕竟像那个年代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,她的受难不仅包括身体上的痛苦,更是精神上的打击。被领袖打倒、被革命抛弃之后,为什么她对领袖依然维护有加,对革命依然热爱如初?

  李陀在《丁玲不简单》一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。李陀认为,丁玲拒绝控诉说明了“压迫/反抗”这一叙事方式不能准确描述知识分子在毛体制下的境遇。从二十年的苦难中被“解放”之后,丁玲没有对革命的逻辑进行反思和批判,反而继续运用毛式话语。李陀说,平反之后丁玲的“心里话”无论怎样诚恳和大胆,都是某种毛文体的再生产。

  丁玲在延安整风中彻底放弃了早期的欧化语言,和来自五湖四海的知识分子一道进入毛文体,“并在毛文体的各种形式的再生产中奉献了自己的一生。”李陀称之为延安整风的最大成绩。

  李陀提出“文体”范式来取代“压迫/反抗”范式,但他同样需要回答:“如丁玲这样有着倔强的个性、一直以反抗现存秩序产生写作激情的人,为什么一旦进入毛文体的话语秩序就再无反心?”

  更大的问题是,“文体”说太形而上或太抽象了。李陀认为“压迫/反抗”的叙事方法把历史修剪地太整齐,所以试图讲从丁玲身上挖掘一个更“复杂”的故事,但提出一个过于抽象的新概念,可能会走向另一种简单化。

  从我的阅读感受来看,丁玲之所以不控诉,有一些很世俗或现实的因素被人们忽略了。

  比如,丁玲在美国要表现革命立场,要讲养鸡比养狗更优越,不管她内心到底怎么想,其实还有“家丑不外扬”的组织纪律在约束着她。丁玲的访美散文既是个人的文学作品,也是面向组织的思想汇报:我在美国说了什么,我怎么评价美国。

  丁玲与周扬的仇恨众所周知,丁玲自己在国内也从不避讳,经常大谈周扬的“宗派主义”。但出了国就不一样了,丁玲有一次在作家支部会上发言说:“我到美国去,多少人问我,你怎么打成的,周扬怎么整你的?他们都是明知故问,就想从我这里捞一点去。我是包庇这些人的,我说没有这么一回事,我不能让美国人看笑话,这是我们党内的问题。”不给祖国抹黑,不给“敌对势力”提供可乘之机,这是丁玲想要表现出来的姿态。她跟李锐聊天时说:这也算是不辱使命吧。

  丁玲访美时,她的“历史结论”还未纠正,荣誉还未完全恢复。她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一点。那两年丁玲在见外国人时确实很谨慎,怕授人以柄,“为再来一顿棍棒做口实。”“难道20多年还不能得点经验教训?不学一点乖吗?”(1981年6月4日丁玲致宋谋瑒信)

  组织纪律、历史教训都是丁玲在谈论苦难史时不得不顾忌的因素。至于后来丁玲再次风光起来之后,为什么突然从“”变成“”了。其实自从延安整风之后,丁玲和后来的大部分“”一样,从来就不是真正政治学意义上的。我们把丁玲这样的“”看做“不得势派”、“不听话派”、“撞枪口派”乃至“倒霉派”更贴切一些。

  丁玲在晚年之所以离不开李陀所说的“毛文体”,反而为它添砖加瓦,比如批判“精神污染”,一方面可能确实思想被格式化并重装之后很难运行新系统,另一方面则是她人生最辉煌的时刻是在“毛文体”之下达到的。我们可能希望丁玲在反思过去时可以回到“莎菲女士”,因为莎菲代表“五四”。但对于丁玲来说,莎菲只是她青年时代的迷惘,她的生命巅峰是1949年前后。

  当时她已从延安整风的考验和阵痛中走出来,人生进入“革命作家”新阶段。为了“不辜负毛主席的希望和鼓励”,写出了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。当时夸丁玲“名字是列在鲁、茅、郭一等的”,丁玲终身对这句话都津津乐道。后来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,更是被视为丁玲一生创作生涯的最高成就。据身边人回忆,建国初期,丁玲对国统区作家经常表现出一种优越感,“她可以自傲于他们的就是她参加了革命,而那些人没有这种经历。”“她有一种解放区来的高人一等的潜在心理。”

  革命给过她苦难,也给过她辉煌,最重要的是,革命让“作家丁玲”成为“革命作家丁玲”,她怎么可能控诉革命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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